導語：新書《丁玲傳》出版，因傳主經歷的獨特性與傳記內容的史料價值而備受關注。書評人牟尼認為，早年追求個性自由的丁玲在投身中共地下革命之后頗受禮遇，卻未能逃過延安整風的批判。在作出自我批評和檢討后，丁玲依然忠誠于革命，遵循“文藝為政治服務”的思想而創作。1949年以后，丁玲雖屢次受到政治運動打擊，卻在平反之后仍舊陷入宗派斗爭，并公開主張多寫樂觀昂揚的作品，對一些作家的反思性、“暴露性”作品表示批評。晚年丁玲在文學上的觀點明顯落伍于新時代，顯示出為人們普遍厭棄的頑固與陳腐。而她以文壇前輩或成名作家的身份，引導人們和自己一樣繼續忠誠于過往信念，則侵犯了其他人的思想自由。
        如果以文學成就和思想史、革命史的綜合影響力而論，丁玲無疑遠遠超過了張愛玲、蕭紅和冰心等作家。如果以經歷的復雜性和左翼作家的范本性而論，丁玲更非其他女作家所能比擬。當小清新對于張愛玲和胡蘭成的愛情變化做出詩意的詮釋，當蕭紅與蕭軍、端木蕻良的情事成為人們的歷史話題，被遺忘于歷史中的丁玲，因為李向東、王增如的《丁玲傳》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5月版）中豐富扎實的史料考證，再度成為研究者們關心的話題。她與瞿秋白、胡也頻、馮雪峰、馮達、彭德懷、陳明的感情糾葛，不僅顯示出與張愛玲、蕭紅決然不同的敢愛敢恨與潑辣大膽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與周揚的恩怨貫穿了1940年代之后的半個世紀，在革命史、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。直到今天，其掀起的波瀾也未完全平息。
       丁玲早年追求個性自由，并開始從事文學創作，很快就在國統區文壇奠定了聲譽。其后，又與胡也頻一起投身中共地下革命。在胡也頻被殺害之后，丁玲的知名度又因為被國民黨逮捕、沈從文等人營救并公開呼吁更加擴大。憑借其知名度，丁玲在逃脫國民黨的監視居住之后，在上海和北平繼續其文學創作并非難事。但是，她甚至拒絕了潘漢年勸其去法國為中共籌款的方案，義無反顧地投奔延安。頗受毛澤東禮遇的丁玲，一直以毛的贈詩“昨日文小姐，今日武將軍”為榮，即便因為雜文《三八節有感》、小說《在醫院中》而在延安整風中受到批判，作出自我批評和檢討，也依然忠誠于革命。為此，她不辭勞苦，按照共產黨的政策宣傳抗日。在文學創作上，她在中共“黨管文藝”的管理體制下，遵循“文藝為政治服務”的思想而創作出了長篇小說《太陽照在桑干河上》。
       然而，她與周揚的宗派之爭卻為她帶來了二十多年的艱苦磨難。兩人的結怨，始于周揚刻意卡住不出《太陽照在桑干河上》之后。自1955年周揚構陷的“丁陳反革命集團案”事發，“變節問題”成為了周揚加諸其身的一個緊箍咒。到上世紀70年代末，丁玲與其他受難者一樣，經歷了一回人間地獄。在丁玲看來，周揚在毛澤東面前的讒言和構陷是自己失勢的根本原因。而歷史學家高華的分析卻是：“在歷史上，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關系一直是一對難于解決的矛盾：左翼知識分子傾向革命，這就和共產黨發生思想和組織的關聯；左翼知識分子還要‘民主’和‘個性解放’，這就和共產黨的‘思想一致性’和集體主義發生矛盾；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”最具革命性“的農民，革命自要滿足和代表他們的利益和心理、情感要求，左翼文化人卻深受五四‘改造國民性’等‘啟蒙’思想的影響，不思改造自己，反而要去改造農民的所謂‘落后’和‘愚昧’；革命要前進，離不開思想和組織的高度一元化，更離不開革命的化身--革命領袖的思想和組織領導，左翼文化人卻喜歡高談‘個性獨立’和‘抽象的平等’，對敬仰和服膺革命領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碼的認識，更不會像樸實的陜北農民那樣去歡呼‘大救星’?！?br />        然而，在宗派斗爭中“打敗”丁玲的周揚，同樣在“文革”中被打倒。70年代末期，痛定思痛的周揚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下，在胡耀邦大舉平反冤假錯案時，向很多過去被其傷害的文化人道歉，并對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做出思索，顯示出“從左轉右”的思想跡象。然而陰差陽錯，他唯獨沒有向被其傷害最深的丁玲道歉，導致丁玲致死也沒有原諒他。正因為如此，丁玲在周揚因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而在政治上失勢之后，以“政治正確”的話語對其發動了反攻。在此過程中，她不惜口出惡語，惡毒傷害了過去有恩于己的沈從文，其言行顯示出落伍于時代的思想跡象。盡管“過去說我右的人今天都在臺上說我左”不假，但是，她晚年對于“傷痕文學”頗有微詞，公開主張多寫樂觀昂揚的作品，并對一些作家的反思性、“暴露性”作品表示批評，對于剛剛經歷文革傷痛未平的幾代文化人而言，無疑是“舊傷未愈，又添新傷”。她以八旬高齡為自己在政治上的冤屈呼吁奔走的確令人同情，而她文學上的觀點則明顯落伍于新時代，顯示出為人們普遍厭棄的頑固與陳腐?；蛟S，與她相比有過之而不及的作家并不在少數，但是由于丁玲名氣最大、資歷最老，成為眾矢之的也就在情理之中。
       丁玲晚年的言論，意在表達自己對于革命、對于中共的忠誠。如果這僅僅是她個人的選擇，那當然無可厚非。但是，如果其他作家和親歷者，對于這場革命、對于自己曾經的信仰已經產生懷疑，而丁玲卻要以文壇前輩或成名作家的身份，引導人們和自己一樣繼續忠誠于過往信念的時候，她已經越俎代庖，侵犯了其他人的思想自由。在新時代下，這種權利的“越位”只能徒增他人反感。丁玲可以雖九死其猶未悔，對于自己畢生堅持的信念至死不渝，其他人也有權利反躬自問，并做出自己的反省和思考。比如巴金，對文革的反思促使他寫出了《隨想錄》；比如韋君宜，對于自己走過的道路的深刻反思使她寫出了《思痛錄》。時至今日，巴金和韋君宜仍備受各界推崇。而丁玲在“文藝為政治服務”思想指導下的作品，只不過是資中筠先生所說“頌圣”傳統的產物，已經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讀者寥寥。具備永恒價值的文學作品，永遠是那些摒棄政治標準，一任天性的創作和抒情。